案件调查报告【通用11篇】

案件调查报告1

一、基本情况及特点

（一）我市两级法院受理委托理财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

截至20xx年3月，我市两级法院共计受理委托理财类案件6件，其中，委托买卖股票纠纷1件，因委托理财合同而引发的财产关系损害赔偿纠纷2件，一般委托合同纠纷2件，信托合同纠纷1件。在这6件案件当中，已经审结的2件，正在审理的4件。

（二）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及问题

通过调研，发现我市委托理财纠纷案件总体上呈现以下特点：

1、案件的数量较少但标的较大。从案件总量上看，与全省其他地市相比，我市两级法院受理的委托理财纠纷案件数量较少，但是，该类案件总标的达到1.65亿元。

2、案件多发期在20xx年之后。在6件委托理财纠纷中，只有泰山区人民法院受理的1件委托买卖股票纠纷系发生于1996年，其余案件均发生于20xx年之后，这是由于股市长期低迷，在20xx年前后发生的一些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的收益无法兑现，导致当事人发生纠纷，从而成讼。

3、案由较多，不统一。现在委托理财纠纷并没有统一的类案由，我市法院受理的此类案件，在确定案由时也不统一，如有的定成委托买卖股票纠纷，有的定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有的定成信托纠纷，还有的定为一般委托合同纠纷。

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委托理财纠纷的概念不够统一规范，比较模糊。这直接影响了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受理与审判；

2、审判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不足，判决缺少统一尺度。由于实践中对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仍存在较大争议，加之委托理财合同与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均不甚相符，在现行法律法规中很少能找到适用于此类合同纠纷的法条，加大了案件的审理难度。

二、关于委托理财的概念

委托理财的概念，在实践中比较模糊，不够清晰。而由于委托理财现象比较复杂，因此对概念的界定，实际上决定着法院受理委托理财纠纷案件的范围。因此，委托理财的概念是我们首先需要予以明确的。

有人提出将委托理财定义为客户将其资金交付给管理人并由后者将该资金投资于证券、期货等交易市场或者以其他金融形式进行管理，所获利益由双方按照约定进行分配或者由管理人收取管理费的活动。这里强调金融性质显然是从委托投资的对象及管理方式而言，而非指委托投资的主体，并排除了非金融性的经贸、实业投资及其委托管理。所以，这一概念没有涉及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将国债、股票或期货合约等作为合同标的的情况，因此有些偏颇。

还有观点认为，委托理财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委托人将其所有或募集的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交由受托人掌管，并由受托人在证券、期货等金融市场从事营利性投资经营活动，以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委托理财活动必须在证券或期货经营机构开设资金账户，通过证券或期货经营机构方可进行。这一概念基本上揭示了委托理财的实质，但却忽略了现实当中存在的以实物资产作为理财对象的情况。

我们认为，委托理财，实质上是一种投资委托管理或资产委托管理的行为。严格地说，“委托理财”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而只是金融业界的习惯用语。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用语，它包含了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委托理财现象。

委托理财合同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委托理财合同泛指委托人将其拥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如不动产）委托给受托人从事投资管理活动的合同；而狭义的委托理财合同仅指委托人

将其拥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金融资产（如货币、票据等）委托给受托人从事投资管理活动的合同。以受托资产的种类为标准，委托理财可分为金融性资产的委托理财和非金融性资产的委托理财。金融性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是指因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在证券、期货等金融市场上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组合投资、管理活动所引发的合同纠纷。我们所说的委托理财纠纷，就是指的此类纠纷。

三、关于委托理财合同的类型

委托理财合同千变万化，种类繁多。总体看来，委托理财合同有名实相符的，也有名实不符的。在名称上，比较多的情况下，称为委托理财合同、投资理财合同、委托投资合同、资产管理合同或投资管理合同等；有时，第三方监管合同或委托监管合同是单列的，也有合一的，单列的由委托人与监管人签订(委托人与受托人另签委托理财合同)，合一的由委托人、受托人、监管人共签。委托理财合同也有以其他名称出现的，如委托代理合同、证券(股票)交易(买卖)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国债投资(购买)合同、股票质押投资合同、合作(共同、合伙)投资合同，甚至托管合同、保管合同、国债回购合同、投资咨询(顾问)合同、信托合同等等，不一而足。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对委托理财合同作出相应的分类：

(一)根据委托理财的表现形式来区分，实践中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有以下两种:

(1)子母协议，一份正式协议，一份补充协议，保底和保收益的内容一般约定在补充协议中；

(2)三方监管协议，委托理财合同由三方主体共同签订，即委托方、受托方和监管方，监管方一般由证券公司充当。但是在具体的合同名称上，则可能各不相同，实践中比较多的有委托理财、委托投资、合作投资、资产管理、受托资产管理、信息咨询服务协议、国债托管协议等等。

(二)根据合同中关于亏损负担和赢余分配的约定来区分，委托理财合同可以分为如下七种类型：

（1）本息保底，超额归受托人型。受托人保证到期返还委托人的本金和一定比例的年收益率，超出部分归受托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受托人赔付。

（2）本息保底，超额分成型。受托人保证到期返还委托人本金和一定比例的收益；对超出部分，由双方按约定比例分成。

（3）本金保底，超额分成型。受托人保证委托人的本金不受损失，亏损由受托人予以补足；对盈利部分，则由双方按比例分成。

（4）盈余分成，亏损分担无约定型。委托人将资金委托给受托人从事股票交易，双方只约定盈利按一定比例分成；对亏损，则没有约定承担的比例和方式。

（5）缔约当时没有约定盈亏负担，受托人事后承诺补偿损失型。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对交易的盈亏负担没有约定，对投资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委托资产损失，受托人书面承诺补足委托人全部或部分损失。

（6）盈余分成和亏损未约定型。合同当事人对于盈余的分成和亏损的分担未作出约定。

（7）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型。委托人和受托人共同出资，以委托人或者受托人的名义开立资金帐户和股票帐户，由受托人负责资产的运作，有时委托人享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约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三)根据在证券、期货市场上出现的投资人名义的不同，委托理财分为委托代理的投资理财和信托投资理财。委托人委托受托人使用委托人的账户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为委托代理型投资理财。委托人委托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受托人借用他人名义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为信托投资理财。

四、关于合同主体

委托理财合同的主体，主要包括委托人、受托人、监管人三类。其中，受托人的主体是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委托人的范围。委托理财纠纷的委托人，其范围的确定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确定，包括各类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因为委托理财纠纷均为因委托理财合同所引起，而只要是平等主体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则上均可以成为委托人。

(二)受托人的范围。实践中，受托人主要包括自然人、一般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公司、投资咨询(顾问)公司、理财工作室、经纪人、私募基金等民间性机构，也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企业财务公司及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公募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等专业性金融机构。

上述受托人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金融机构，主要涉及券商，第二类是非金融机构，主要涉及投资公司。对于前者，证监会已在《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中作出相应规定。对于后者，则尚存争议。肯定意见认为，既然“代客理财”列在投资公司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内，且强行法又未作禁止，应认定其具有理财资格；否定意见则主张，委托理财属于特许经营，非金融机构不宜介入。我们认为，投资公司在受托理财时基本处于监管盲区，而目前理财活动往往涉及巨额资金，一旦失控势必殃及金融安全。有鉴于此，今后宜适度限缩受托理财的主体范围，将该业务视为许可经营项目为妥。

五、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及案由的确定

（一）对委托理财合同性质的认识

我们认为，委托理财合同是一种新类型的合同。

首先，委托理财合同实际上使双方形成了一种临时性的合伙关系，双方分别用不同的客体，即委托方以货币、受托方以劳务进行投资。委托人开立账户后，在合同有效期内由受托方负责该合伙人的具体运营，凭借其专业知识和投资技巧进行具体操作。双方内部对该合伙人进行期货投资而产生的亏损和盈利进行划分，但该约定仅对双方有约束力，不得对抗第三人。因此，在协议期内交易的盈亏都体现在该账户内，一旦协议期满，清仓结算后，双方就按照约定承担责任。

其次，委托理财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理性的意思自治的体现。对保底条款有人提出，由于投资存在很大的风险，如果由受托人承担全部亏损，会使受托人的义务单方加大，是不公平的。并非理性投资主体的行为。其实，保底条款并非当事人不理性的行为。委托理财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有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资金和投资专业知识在很多时候并不为相同的主体占有。委托方的目的是使其货币增值，但缺乏使其货币增值的手段。对受托方来说，虽然具有可以使货币增值的技能和知识，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相应的货币资金为载体，其技能是没有价值的。为了将二者有机结合，实现“共赢”，委托理财便应运而生了。

最后，无论委托理财合同如何归类，但只要此类合同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以及法律与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受到法律尊重与保护。申言之，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必须慎重，不能以监管为由阻碍其创新。法律规定应来源于现实需要，对于委托理财行为，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发挥其积极作用，而不要视其为洪水猛兽，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而否定其合理性。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一切行为应主要由市场来决定，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二)关于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案件的案由确定

案由的确定关系到法律关系的识别和案件的定性。对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案件案由的确定，实践中五花八门，很不统一，主要有代理买卖股票纠纷、证券（股票）交易代理纠纷、一般委托合同纠纷、委托理财酬金纠纷、借款合同纠纷、合作炒股纠纷、赔偿纠纷、委托买卖股票合同盈利纠纷、存款合同纠纷等等。有的同志认为，应当将委托理财纠纷作为一种新的案由单列出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有名合同。有的同志认为，从委托理财合同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来看，这类合同无非就是法律已经规定的有名合同的某种复合，不能将其作为有名合同对待，对此类纠纷应细化分流，区别案件类型，分别确定案由。

我们认为，对委托理财纠纷作更进一步的类型化划分和处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是必要的。在实践中，委托理财类合同虽然千变万化，但细分起来只有五种典型情况：

1、约定本息保底，超额归受托人所有的，实与民间借贷无异，应将案由定为借款合同纠纷；

2、合同约定委托人直接将资金交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投资管理的，属于信托行为，应将其认定为信托合同纠纷；

3、合同约定委托人自己开立资金帐户和股票帐户，委托受托人进行投资管理的，应将其认定为委托合同纠纷；

4、合同约定双方共同出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应将其认定为合伙合同纠纷。

5、对存在前面几种合同之复合情况的合同，由于合同法对复合合同的问题没有涉及，因此，宜按照类推适用的原则，对其各构成部分分别适用各有名合同的规定。

六、关于委托理财合同及保底条款的效力

（一）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

合同效力是法律对当事人合意的事后评价。目前，对此类合同的`定性在理论界和司法界都存有较大分歧，实践中首先依据何种法律规范对其进行调整也不尽相同。我们认为，在对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认定上，不应拘泥于合同的性质，关键要从法理高度对其本质内容进行研判，依据《合同法》第三章的规定确定此类合同的法律效力。也就是说，判断委托理财类合同的有效与否，只能依据法律规定，把握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虚伪表示、隐匿行为、恶意串通、假借名义损害国家、集体、自然人合法权益甚至实施违法犯罪的，应当视为合同无效；同时，有效性应当也源于法无明令禁止即为许可，如果当事人以法律法规禁止委托的资产实施了委托理财，合同应为无效，但是，根据《行政许可法》和《信托法》的规定，委托理财不应采取许可制和专营制方式。

在此次调研中，金融业务资格的缺乏不应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成为在确定合同效力时争论最大的问题。我们认为业务资格的缺乏不应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

（二）保底条款的效力

“保底条款”是人们对各种委托理财合同中委托人向受托人作出的保证本金不受损失，超额分成、保证本息最低回报，超额分成、保证本息固定回报，超额归受托人等约定的统称。实践中保底条款可分为保证本息固定回报条款、保证本息最低回报条款和保证本金不受损失条款等三种。

在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处理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就是保底条款的效力。我们认为，对保底条款，只要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的，原则上应当认定有效。理由是：

1、基于市场主体投资和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人们发明了委托理财合同这种投资方式。实践中典型的委托理财合同，徒有委托的外壳，其具有与一般的委托或信托合同明显不同的本质特征，即受托人承担民事责任不以过错为条件，并原则上承担受托行为的所有风险。金融性的委托理财与通常意义上的投资行为也有差异，是对证券、期货等虚拟市场的投资，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由于绝大多数委托理财合同中都约定有保底条款，对委托理财合同所包含的法律关系是什么，本身就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对于这样一种具有资金融通和资金管理双重功能的新类型的商事合同，我们简单地用委托合同或信托合同去套，或者非得将它定性为我国合同法中的有名合同，并不是科学客观的态度。因此，审判实践中我们也没有理由运用委托合同或投资行为的属性，去阐释委托理财合同，并认定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保底条款无效。

2、迄今为止，我国法律、法规中禁止金融性委托理财的规定，仅见于《证券法》第143条关于“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的规定。但依体系解释方法，从该法第194条对违反第142、143条的法律责任的规定来看，禁止接受全权委托和承诺保底收益仅仅是针对券商的经纪业务。其他的禁止保底条款的规定主要表现为人民银行的规章，如《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31条、《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等，而这些规章又显然是从强化对信托投资公司的风险管理方面作的规定，且信托投资公司的现实运作和人民银行对其的监管均未严格遵守上述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合同的效力，只能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上述规章显然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另一方面，即使国家现在通过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认可保底条款，也存在法的溯及力问题。当事人此前在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保底条款，其无法预见会发生无效的后果。认定保底条款约定无效，对当事人明显不公。

3、在委托理财关系中，由于委托人专业知识的匮乏和合同约定由受托人全权负责等原因，受托人的独立意志和受托权限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其在享有较大权力的同时，根据权责一致的原则，当然应当负有较大的责任。从委托人权益的救济渠道方面来看，受托人在投资领域的专业知识强于委托人，处于实际上的优势地位，如果发生纠纷，由委托人举证或者识别受托人是否存在过错颇为不易。此外，我国证券市场还存在信息透明度不够、恶意亏损现象较多等问题。保底条款则为解决一直存在的委托成本问题提供了一种刚性的约束，有利于督促受托人勤勉敬业，防止道德风险。

4、虽然从维护金融机构自身安全的角度出发，对保底条款采取有限承认的态度，对于平衡作为巨额委托理财合同委托人的上市公司和作为受托人的证券公司的利益，有一定作用。但因这种观点缺乏法理支持，从构建金融机构信用和维护国家金融市场秩序的角度，具有致命性的负面效应。显失公平是指在缔约时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失衡，我们不能忽视20xx年前投资股市曾有的高额利润，而仅仅根据近几年股市低迷导致的巨额亏损来推断保底条款显失公平。投资证券市场的高风险、高利益是基本常识，对于因股市周期性的涨跌导致的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失衡，解释为正常的商业风险更令人信服，从而排除了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余地。至于参照合同法关于调低违约金的规定，仅仅保护法定利率收益，实际上将委托理财当作了储蓄，不符合市场催生委托理财这种融资投资方式的目的。

案件调查报告2

一、案件质量评查的基本做法

近年来，各地基层法院主要由资深法官、审监庭审判员和纪检监察人员组成评查组，针对不同类型案件开展质量评查工作。评查组按照《案件质量评查标准》，采取常态评查与重点评查、专项评查与年度评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案件流程管理、审执程序、实体处理、社会效果、法律文书质量、档案装订等方面开展评查验收工作。评查结束后，评查人员分别对每一个参评案件评定等次并指出存在的问题。评查组将发现的问题汇总并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形成情况通报，再反馈给各审判业务部门及主办法官。

二、案件质量评查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对评查工作重视不够，认识不到位。对案件质量评查普遍存在两个方面的误解：一是将案件质量评查工作简单地定位为纠错，认为评查就是纠错，通过纠错达到确保质量的目的。二是案件质量评查功能定位不准确。目前基层人民法院主要以生效案件为评查对象，即实行事后监督，虽然对有重大影响或领导过问的案件提前介入监督，但也是极个别案件，对事前和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质量评查不够重视。案件质量管理应是预防胜于纠正。

2、案件评查制度欠缺依据，设置部门不统一，影响评查工作的开展。法院对所审结且已生效的案件进行事后评查，其目的是提高办案质量，增强办案人员的工作责任感。但现行法律框架内及法院组织内部设置上没有设置案件评查内容和机构，法律上仅规定通过上诉程序或再审程序对案件质量进行监督，而通过案件质量评查方式确定案件是否存在差错则无法律上的依据。另外由于认识不同，各地基层法院虽然都成立了案件质量评查部门，但具体做法不一，有的认为它应是平行于庭室的一级机构，下设于审委会，这样才能加强评查力度;有的认为应下设于某个部门如审监庭、研究室、监察室等作为二级机构，这样更符合基层法院实际情况。

3、案件质量评查的规程和标准不统一，实践中很难操作。根据基层人民法院自身的特点，虽然制订了一系列的《评查细则和标准》，采取了自查自纠、全面评查、重点评查、交叉评查等各种形式对案件进行评查，并将评查结果予以通报，要求业务庭及承办人针对存在的问题限期予以说明、检讨及整改完善。但是，在目前的案件质量评查中，法院没有形成统一的质量评查标准，评查结果并不能全面反映办案人员的实际能力和案件质量水平，还有可能造成相同的案件由不同的法院评查，产生不同的结果。

4、评查激励和保证机制不健全，未能充分发挥评查应有的作用。以前是目标管理实行积分制，根据每个案件疑难繁简程度和结案方式等进行评分。虽然对案件存在的差错程度进行了量化、细化，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给承办人及所在的庭室，客观地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但是改为现行的百分制，缺乏奖惩机制。另外，评查人员不愿“评”与被评查人员不愿“受评”的心态仍然存在。案件评查工作本来是对事不对人，但由于评查法官与承办人均在同一法院，被评查对象不理解，认为跟自己过不去、“挑刺”。而年底的年度考核以及竞聘上岗等采取的是民主评议测评，评查法官因顾虑将来对自己评议时可能产生的不利因素，而有怕得罪人的思想和畏难情绪，在评查过程中束手束脚，应付了事，不能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能动性，影响了评查工作发挥应有的作用。

5、评查人员不固定以及评查人员的业务素质制约了评查工作的开展。多数基层法院已经成立了专门的案件质量评查组，但是，由于评查人员不固定，而且个别临时抽调的评查人员评查工作经验以及全面处理各类案件的能力不足，造成案件质量存在的问题无法及时发现。

6、缺乏必要的监督和检查，整改措施落实不到位。个别法院对存在问题的整改不重视，往往只是把评查结果通报各业务庭或主办法官，并未对是否认真剖析问题、是否自我查找原因以及是否及时整改等进行监督，致使评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反复出现。

三、完善案件质量评查的对策与建议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要全面疏理汇总、分析总结，制定相应整改措施，进一步加强案件质量评查，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1、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各基层法院要牢固树立争办“精品案”的意识，确保所办案件经得起“质检”。首先，评查人员要履行好职责，严格按照各项标准开展评查工作，杜绝不负责任与应付了事的工作态度。其次，作为被评查的案件主办法官则要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克服不服气、抵触等思想情绪，自觉接受评查。

2、建立评查标准系统，制定明确、规范、细致的涵盖案件质量评查各个环节的具体量化标准，使评查工作有章可循。进一步提高案件质量评查工作水平，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提升案件质量评查实效，除了执行案件质量评查标准外，进一步明确评查范围、规范评查程序，由评查到问责，环环相扣，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评查问责工作方法。在评查标准上，进一步向细化延伸——通过看、听、议、评、报、讲等多种形式，把握好评查的每一个细节，正确处理好以“查”促“评”的关系。

3、建立集事前、事中、事后为一体的案件质量评查机制。层层把关，让评查贯穿案件质量运作的全过程。改变过分注重规范文书的做法，从实体到程序，从事实证据到法律适用，全方位、多角度地对案件的立、审、执、查各个环节的质量进行评查。对先予执行、财产保全、刑事案件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等对案件质量有重大影响的执法活动实行重点监管和异体监管，进行全程跟踪、专项审查。坚持常抓不懈，通过“普查、抽查、专项案件评查、集中案件评查”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案件评查长效机制，定期分析通报全院各部门案件质量运行情况，全面提升案件质量水平。

4、调整和充实评查力量，确保评查工作常规性开展。首先明确评查主体的地位，不能凌驾于审委会之上，评查工作必须向审委会负责和服务，这样才能保证审委会总结审判工作经验的职能得以实现。其次主张建立独立的质量评查部门。从整合法院审判资源出发，由审监庭作为负责评查工作的日常机构，进一步调整和充实评查力量，选派一些政治素质高、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资深法官参与案件质量评查并保持相对稳定，以确保审判监督管理更具有权威性。各基层法院审管办要全面负责好案件质量评查、管理、协调工作，并指导评查组开展评查工作以及履行案件质量监督管理职能。

5、加强培训，熟练掌握评查标准。不但评查人员要熟悉掌握评查标准，所有被评查案件主办法官也应知晓。通过举办培训班等方式，要求基层法院审判人员全面学习案件质量评查标准，同时将评查标准以文件形式下发至各业务庭，引起全体审判人员高度重视，杜绝差错发生。

6、加强审判监督管理，切实抓好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坚决改变以往将案件评查结果通报反馈后不注意监督检查的工作态度，要进一步加大审判监督管理力度。一是业务庭或者办案法官要在通报评查情况后限期撰写关于剖析存在问题原因和提出整改措施的材料交案件评查组、审管办(或审监庭)备案;二是审管办组织审监庭、监察室等职能部门对落实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三是若再次出现类似的瑕疵、质量问题时应依照《法律文书差错责任追究规定》等制度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四是对屡有问题，工作明显不负责任，且经多次帮助、指导、培训仍不改正的人员，将其调离审判岗位。

7、建立和完善奖惩激励机制，将评查工作纳入绩效考评。尽快制定出《审判绩效考评办法》，严格按照制定的《审判绩效考评办法》加大对案件评查结果的运用,通过严格案件质量奖惩制度，不断完善审判管理各项措施，用制度管理案件，抓管理促案件质量的提高。建立案件质量通报制度，使案件评查结果公开透明，强化评查的警示作用。将案件质量评查结果写入部门和法官执法档案，纳入绩效考核范围，进一步强化执法责任过错追究，真正发挥案件质量评查对审判质量的促进作用。提高评查人员待遇，考虑对评查法官由院党组单独考核评定，而不与其他法官共同评比、考核，从而消除评查法官在年度民主评议时的影响和顾虑。

四、评查结果的运用

首先，通过案件评查，进一步增强了法院干警的工作责任心，改进了工作作风，干警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其次，促进了法院审判质量管理制度的落实，进一步提高了法官的业务能力。再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通过办理高质量案件，提高当事人服判率，

上诉率降低，提高了法院的权威和公信力。

在审判工作中，各基层法院要以案件评查活动为契机，着力解决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把案件评查过程转化为提升审判质量和提高审判效率的过程，把推动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不断引向深入，努力提升司法水平及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满意度，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案件调查报告3

一、涉外婚姻的概念：

是指一国公民同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的婚姻，包括涉外结婚和涉外离婚。在我国，“涉外婚姻”也指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内地居民同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华侨之间的婚姻。根据我国法律，我国公民和外国人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的法律。凡涉外婚姻当事人在我国境内结婚或离婚的，都必须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办理。

二、文书送达问题：

1、如果涉外离婚当事人均在国内的其文书送达方式和国内居民离婚的文书送达方式一样在此不在赘述。

2、如果涉外离婚当事人有一方在国外的则可以采用下列方式：

第一种情况是知道国外一方准确地址的：

1）依照受送达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方式送达；

2）法院一级级将诉讼文书转到外交部通过外交途径送达；

3）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受送达人，可以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受送达人所在国的使领馆代为送达；

4）向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

5）受送达人所在国的法律允许邮寄送达的，可以邮寄送达，自邮寄之日起满六个月，送达回证没有退回，但根据各种情况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期间届满之日视为送达；

第二种情况是国内一方不知道在国外一方的准确地址的，这时候在国内起诉离婚的一方最好在起诉时明确告知法院，以免耽误诉讼时间。这种情况一般采用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六个月，即视为送达。

三、法院管辖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条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第23条规定，对于不在我国领域内居住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原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这些规定，涉外离婚案件，只要一方是中国境内居住的人，不管是对居住在中国境内或境外的被告提起的离婚，中国法院都有管辖权，居住在中国境内的配偶，无论是对居住在中国境外的外国人，还是居住在外国的中国籍公民，提出离婚诉讼都由原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中国法院受理，审理时，均适用我国婚姻法。具体总结如下：

1）中国公民一方居住在国外，一方居住在国内，不论哪一方向我国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国内一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如国外一方在居住国法院起诉，国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我国民法院有权受理。如果双方均为出国人员，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应向出国前一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

2）在国内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婚姻缔结地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我国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婚姻缔结地或一方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受理。

3）在海外结婚并定居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国籍所属国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一方原住所地或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受理。

4）公民双方在国外但未定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应由原告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5）中国公民和外国人在我国境外要求离婚的，当地法院是否受理，由该法院依其国内法决定。

6）涉港、澳、台的离婚案件的管辖，可比照涉外案件处理。

7）双方当事人均是外国人的，如果双方的婚姻缔结地是在中国的，我国法院有管辖权，如果双方的婚姻缔结地在国外，此时我国法院一般不受理；如果双方达成离婚协议的，我国法院可以受理管辖，如上海静安区法院就受理一对法国籍在法国结婚的的夫妇离婚案件。（法院受理的理由是他们两人都在上海居住生活超过一年，因此上海已成为他们两人的经常居住地。为此，静安法院可作为当事人的经常居住地法院享有管辖权。此外，二人都书面同意通过静安法院离婚。）

四、婚姻效力及证书认证问题：

一般来说婚姻效力应以符合婚姻缔结地的法律为前提条件，只要在婚姻缔结地合法，我国法院一般认定其合法性。但我国的法院要求对国外登记结婚的结婚证书进行认证。

1、国外结婚证书的认证程序：

当事人对在国外登记注册的结婚证书在该国进行公证（该国的公证机关或有公证权的律师行），然后到我国驻该国的使领馆进行认证。

2、台湾地区结婚证书的认证程序：

首先由台湾地区公证机关进行公证，台湾公证机关将公证书副本寄交上海公证员协会，大陆一方将公证书副本带到上海公证员协会核证。

3、香港地区结婚证书的认证程序：

由我国司法部指定的公证律师做公证，然后至中国法律服务香港公司敲转递章。

4、澳门地区结婚证书的认证程序：

由中国法律服务澳门公司做公证即可。

五、涉外离婚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中国公民同外国人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根据这一规定，我国公民和外国人或双方均为中国公民在我国申请离婚，应按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办理；对双方均为外国公民，一方或双方常住中国的可以适用中国法律。由外国法院受理的我国公民和外国人的离婚案件，按外国的法律规定办理。

六、涉外离婚子女的抚养问题

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我国和国外法律规定差异较大，一般来说未成年子女在国外的，一般由国外一方抚养，如果相反在国内的也是一般由在国内和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抚养。

七、涉外离婚财产分割问题

这种情况一般是协议解决，在国内的财产分割不是问题可以适用中国的法律予以分割，但对一些在国外的财产主要是证实问题，如果无法查证或证实的法院是不予处理。

八、涉外离婚判决书调解书的效力问题

1、国外的离婚判决书和调解书

对国外的离婚判决书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办理。

2、我国的离婚判决书和调解书

对中国和外国有双边司法协助条约的，请求外国司法部门确认其域外效力，和中国没有双边司法协助条约的，或外国司法部门不确认其效力的，必须在境外重新进入司法程序解除婚姻关系。

九、律师的代理权限问题

1、在国内的一方提出离婚诉讼，按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进行委托。

2、在国外的一方，可以不回国就委托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离婚。但当事人必须向法院出具委托书和意见书，委托书和意见书须经当地公证机关公证、我驻外使领馆认证，亦可由我驻外使领馆直接公证）。意见书包括同意离婚或不同意离婚的书面意见，要求离婚或同意离婚的，还要出具公证后的对有关财产的分割、子女扶养等的书面处理意见。

案件调查报告4

xx是一个总面积2391平方公里的农业大县，全县总人口130.5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13.2万人。近年来，县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逐年增加，20xx年，全年受理离婚案件648件，占民事案件数的39％，占全院受理案件数的19.6％。今年1至9月份，共受理离婚案件557件，占民事案件数的39.8％，占全院受理案件数的22.1％，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9件。离婚案件占全院各类案件之首。

上述案件，农村离婚案件占85％。农村大量离婚案件的产生反映出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引人民法院、民政部门、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对新时期正确处理农村婚姻家庭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课题。近期，我们随机调阅了20xx年以来100件农村离婚案件的卷宗，从中分析并总结出一些带有共性的特点、成因，并针对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措施。

一、农村离婚案件的特点

（一）一方当事人多为外出打工的农民。在抽查的100件案件中，这类案件占到85件。这些当事人一般集中在春节前后打工回乡过年、省亲期间到法院起诉离婚。从2004年1月19日至2月9日21天内，到法院起诉要求离婚的人数达120人，审查后能够受理的117件，占同期各类案件受理数的87％，呈现出一枝独秀的情形。其中的2月9日一天受理离婚案件达到31件，创下我院历史新高。

（二）女性作为原告主动提出离婚的比例较大。百件案中有96件是女性作为原告起诉离婚的。其中外出打工的女性是39人，丈夫外出打工的41人，夫妻均外出的5人。在外打工的女性大多收入相对比男性高，离婚后不会面临生存困境，多不主张家庭财产权和子女抚养权，有的即使提出此类主张也不十分强烈，而要求离婚的态度相当坚决。不惜舍弃亲情，放弃财产以达到离婚的目的。

(三)离婚当事人年龄小，婚龄短。从百件案件的统计看，离婚当事人的平均年龄为31.39岁，其中男性最低年龄为32.1岁，女性为30.6岁，年龄在40岁以上的当事人仅有12人。婚龄不足3年的38件，3年至5年的44件，5年至10年的12件，10年以上的6件，平均婚龄4年10个月，婚龄最短的只有90天。

（四）离婚当事人的文化程度较低。在百件案件的200名当事人中，小学或初中文化的占116人，而具有高中以上水平的仅有84人。

（五）离婚的理由有所变化。以前，婚姻案件中离婚的理由多为暴力因素所致，导致案件当事人感情破裂而离婚。目前，该类因素引起的离婚案件明显下降，仅占3％。还有的当事人双方婚前不认识，后经人介绍相识，而后结婚，因婚前无感情基础，婚后没建立很好的夫妻感情，无法共同生活，因而提出离婚，结束没有感情的婚姻。

（六）案件审理难度增大。当事人一般是在深思熟虑、痛下决心后起诉离婚的。因此案件调和难度大。无过错方对过错方的过错很难拿出确凿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加大了法院审理难度，使法院无法保护无过错方的权益。百例离婚案件调解和好的仅有15件，调解离婚的46件，判决不准离婚的12件，判决准予离婚的27件。

二、农村离婚案件原因分析

我们通过阅读卷宗、走访当事人、与案件承办法官座谈等形式，对当前农村离婚案件的成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过去我们认为，农村当事人提出离婚主要原因是买卖婚姻、家庭暴力、追求婚姻自由和幸福生活等几类等

较为正当理由。但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当前农村离婚案件形成的原因发生了变化，呈现出多因并存的局面，离婚理由的正当性也受到了挑战。

（一）婚外情和第三者插足使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比例加大。这是农村离婚率上升最主要的原因。地区是农业大县，人均土地仅为1.2亩，经济较落后，为寻找更加舒适的生活空间，受“淘金热”的冲击，大量青年男女纷纷外出打工。目前，全县外出打工农民有25.6万人，使成为我省劳务输出大县。由于与打工地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极大反差，有的已婚打工者思想发生蜕变，产生婚外情。在产生婚姻不忠，甚至已找到“下家”的情况下，女性想通过离婚达到“去旧迎新”的目的，一离了之。大多数女性主动提出离婚，均基于这一类原因。少数发起来的男性农民，饱暖思淫欲，在外面找情人或女秘书陪伴，渐渐喜新厌旧。但通常他们不主动要求与“妻子离婚，但长期不履行夫妻义务，对妻子、孩子、家庭不闻不问，迫使女方提出离婚，使女方成为“被动中的主动者”，而达到离异目的，这也是导致女性提出离婚增多的重要原因。如本县找郢乡42岁吴xx，因丈夫在外地包工搞建筑与她人姘居长期不回家，又不往家寄钱，全靠她一人带着三个孩子，耕种近十亩承包地，还要照顾两位公婆，在生活的重压和感情长期遭受摧残的情况下，吴xx被迫起诉离婚。

案件调查报告5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大，城镇经济不断发展，大量的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农民工群体为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不可否认现阶段我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保障缺乏，特别是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问题较为突出。建筑行业(含交通道路建设)的从业人员绝大部分是农民工，解决好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问题是关系农民工切身利益、关系社会稳定、关系社会城镇化发展、关系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的问题。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问题，近日，笔者针对我市市本级20xx年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投诉、受理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探究，形成了如下报告：

一、基本情况

据统计，20xx年市本级人社部门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42件，清欠农民工工资1557万元，涉及农民工1680人。处置欠薪事件18件，涉及农民工1239人。

二、基本特点

(一)拖欠工资主体主要集中在建筑业

从市本级投诉人的从业行业看，建筑业投诉涉及1520人，占投诉涉及总人数的90.48%。建筑业以体力劳动为主，行业进入的门槛低，适合于文化程度偏低的青壮年农民工，这个行业也是拖欠农民工工资最严重、最普遍的行业。

(二)投诉涉及人员劳动合同覆盖率低

20xx年，xx市本级接到投诉的涉及人员基本上都没有具体的劳动合同，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发生劳务争议时很难提供必要的依据作为工资发放的依据。

(三)群体性案件发生的比例较高

在市本级受理的被拖欠工资的案件中，群体性的欠薪案件发生比例较高，20xx年共立案42件，造成事件的有18件，占所处理案件总数的42.86%。建筑行业农民工，以乡土地缘为纽带形成各个作业班组，一旦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乡土人情往往会使得他们趋向于走在一起，共同讨薪。极个别人员采取堵路、泼汽油、到政府部门x等极端方式讨薪，从而酿成事件。群体性案件容易导致社会矛盾和暴力冲突，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产生原因

(一)农民工维权意识不强。农民工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不少人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由于农民工求职心切，在受雇用时不知道要与老板签订书面的合同，常常仅是以口头形式和老板约定相关合同。一旦发生纠纷，农民工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在法理上很难取得有利对待。

(二)建设单位(业主)、施工单位的资金链出现问题。20xx年受银行信贷政策调整及国家限制购房政策的影响，部分建设单位和企业融资困难，流动性资金不足，直接导致农民工工资被拖欠。

(三)建筑工程项目层层转包、违法发包情况严重，个人承包者无能力支付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建筑工程应当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并要求企业将工资直接发放给农民工本人，严禁发放给包工头或其他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目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建筑工程项目的施工单位一般都是以包代管，将工程劳务发包给包工头，一个工程项目经过3-5次的转包普遍存在。由于包工头资金不充裕，承担风险的能力差，一旦出现包工头之间因结算存在争议或资金不及时到位，或者施工企业将工程款交给包工头，让包工头发放农民工工资，但包工头卷款逃跑工程等情形，都会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

(四)承包建设者为了扩张经营规模，承揽与自身管理能力不相适应的工程。工程项目的拨款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而且只能按照合同规定的“节点拨付工程款。建筑公司采取层层分包、转包的方式要求包工头垫款施工。在承建单位资金不充足的情况下，只能拖欠包工头的工程款，包工头又将风险转嫁到农民工身上，形成恶性欠薪的循环。

四、对策及措施

(一)广泛宣传，营造和谐劳动关系的氛围。各级政府和机关部门应高度统一思想认识，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为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在街道、社区、网络、电视媒体等方式宣传，内容紧贴企业主和劳动者关心的内容，引导企业严格遵循《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提高企业管理者的法律意识，切实保障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和谐发展。

(二)建立劳动者维权援助制度，提高劳动者增强维权意识。建立完善劳动者维权免费法律援助制度。各级政府应当增加就业培训的投入，举办各种针对务工的各种就业培训及法律普及培训，增强劳动者的法律素质，提高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同时还应当尽可能的收集相关就业及工作信息，以及在就业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应对措施，特别是当工资遭受拖欠时，一定及时找相关工会或劳动部门解决，如不能及时取得应得的工资，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起诉，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三)高度重视，整治非法、违法分包行为。一是成立工程专项治理整顿领导小组，制定整治方案，分步实施。二是调查摸底，造册登记。对辖区内在建工程的基本概况、在建企业情况、违法违规事实等一个不漏登记在册。特别是弄虚作假，骗取工程的;不具备与工程建设相符的施工能力，经多次督促整改仍无改观的;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等要详细登记，表述清楚。三是明确职责，查处到位。只要认定为转包和违法分包的，一律视为无效。若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等措施。四是严格工程项目的审批管理，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项目企业不再审批新建项目。五是严格工程招投标和工程担保管理，对没有按期完成清欠任务以及发生新拖欠的建设单位、施工企业，各部门一律停止其新项目的招标投标。

(四)建立健全企业信用机制。要建立健全严格的信用管理机制，完善各行业特别是建筑市场不良信誉记录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逐步建立健全企业劳动保障诚信公示制度。对各个企业实行工资支付重点监控制度，对容易发生拖欠工资行为的重点企业和单位，专项登记造册，专人跟踪监控;被监控的用人单位要每月定期向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书面报告劳动用工、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管理、社会保险等情况向劳动保障部门申报，由劳动保障部门按照合法、科学的评定标准进行评定，对劳动保障诚信示范企业和企业劳动保障失信行为通过一定的信息平台予以公示，对多次拖欠工资或拖欠数额巨大的用人单位要在政府网络和新闻媒体公布，向社会曝光。

(五)明确职责，建立健全拖欠工资齐抓共管机制。加强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联动配合，形成齐抓共管态势。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是劳动执法的主体，但是劳动执法并不是完全独立的，需要其它执法部门和职能部门的配合，劳动保障监察工作涉及面广，复杂多变，仅靠劳动监察部门的力量，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因此要加强与各部门的协调，坚持多沟通、多联系、多配合，使各部门在工作中增加理解，相互配合，充分发挥多职能部门的作用，推动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如：建设行政部门要按照标准严格把好建筑施工企业进入建筑市场关，杜绝不够资质、没有经济实力的建筑企业承建工程，严肃查处建筑工程非法转包、分包、等违法行为。对建筑施工企业发生拖欠劳动者工资等违法行为导致集体停工、罢工或集体上访等事件的，实行“一票否决”，不得以任何形式参加新项目的投标，并给予相应的企业资质处罚;取消或降低资质等级;经贸、招商等部门要对新办企业严格审查，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无故克扣、拖欠工资的企业，不予办理工商执照年审等。

(六)在建筑工地推行“一卡通”切实保障农民工工资的发放。施工单位和分包单位在工程开工前，应当到银行办理“一卡通”农民工工资专户，并根据实名制用工信息为农民工办理“一卡通”工资卡。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承包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工程进度款，工资性工程款必须按月支付。建设单位按照工程进度或工程量每月将工资性工程款存入施工总承包企业在银行开设的“一卡通”工资专户;施工总承包企业应当按时足额将农民工工资通过工资专户直接拨付到农民工本人工资卡或者专业承包企业、劳务分包企业的“一卡通”工资专户，并监督专业承包企业和劳务分包企业通过工资专户将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拨付到农民工本人工资。

(七)依照法律规定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份子坚决打击。人社部门及相关单位应认真贯彻执行xxxx自治区人社厅、公安厅、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的《关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规定》，规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处理“恶意欠薪”案件，增强法律的震慑力，保障农民工权益。在打击不支付报酬犯罪分子的同时，坚决遏制农民工恶意讨薪。各部门在解决拖欠问题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极少数企业或一些不法分子弄虚作假、伪造拖欠证据索取不当利益，或为达到其他目的，以讨薪名义，敲诈勒索，制造事件，给社会带来负面、甚至恶性影响的“不法讨薪”行为，要予以曝光并严惩;触犯法律的移送公安司法机关处理。

案件调查报告6

根据某地政法委和自治区高院要求，某地中院于20xx年10月11日下发了《某地法院案件评查整改阶段实施方案》，要求本院各部门、本市各基层法院作好案件整改工作，纠正案件评查中发现的问题，切实提高案件质量。现将整改情况汇报如下：

一、加强法治理念教育，提高细节意识

结合开展社会主义法制理念再学习再教育活动，使两级法院干警牢固树立公平、公正、高质、高效的理念，充分认识要做到公平、公正、高质、高效地办好案件，必须认认真真，严谨细致地做好审判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细节决定案件的质量，影响司法形象，体现法官修养，只有不断增加细节意识，认真检查审判和执行工作中的不足，扎实做好每个细节，环节和节点，才能不断提升审判工作的整体水平。

二、狠抓制度落实，强化责任意识

深入落实“管理机制创新年”各项举措，对案件评查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和完善法院系统案件质量监督制度的长效机制，创新审判管理机制，建立起审判管理、文书签发、审委会议事规则、案件质量效率评估体系、案件评查、案件分析和通报等制度，使案件审理有章可循，有制度可依，进一步明确了审委会、院长、庭长、审判员、书记员的职责，强化责任意识。

三、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加强服务意识

结合“群众观点大讨论”活动，进一步增强审判人员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加强服务意识，一步改进司法作风，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能力，提升审判质量和司法公信力。对50件涉诉xx案件逐件进行了剖析，得出的结论是绝大部分案件处理没有错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导致当事人申诉xx的主要原因，一是审判人员在办案过程中释法明理工作欠缺，当事人对法律理解错误；二是生效判决书得不到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终难以实现；三是当事人的诉求与法律规定相差甚远；四是个别申诉xx人员怀有个人非法目的。针对案件的具体情况，我院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实行“包案单位、包案领导、包案主办人”负责制，对申诉xx人员开展下访回访工作，进行法制宣传，引导申诉xx人按正常的法律途径表达诉求，运用多种社会力量促进社会矛盾化解，通过社会救济，司法救济等形式解决一部分申诉xx人员的实际困难，等等。通过走群众路线，绝大部分申诉xx人员与法院签订了息诉罢访协议，涉诉xx问题已基本化解。

四、着力提高干警素质，不断增强司法能力

一是要加强法官和书记员的日常培训管理。紧密结合岗位实际，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增强学习培训效果，不断提高干警素质。引导法官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努力提高司法能力和办案水平，以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对法官队伍提出的更高要求。二是组织开展各类法律知识培训，提高法官职业素质。进一步加强对审判人员的业务培训，尤其要加强庭审技能和裁判文书制作技能的岗位练兵。审判工作再忙，也要抽出一部分时间来学习法律和司法解释，以提升审判人员的专业素质，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特别是对工作岗位变动的法官、新任法官及新录用的公务员，除了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外，应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切实加强书记员的培训和管理。书记员应本着认真工作的态度，严格执行审判流程管理体系，包括案卷当事人地址确认书、送达回证、庭审笔录、卷宗封底要按要求填写完整。其次书记员要提高业务素质，熟悉各种诉讼程序要求，明确各类笔录记录要求以及哪些法律文书应向当事人送达等问题，确保案件程序无误。

五、加强司法公开工作，自觉接受监督

增强法院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提高司法民主水平，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以阳光司法工作开展为契机，在立案窗口、庭审活动、申请执行、评估拍卖、审判管理等重要环节上依法公开，落实裁判文书上网制度，自觉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审判监督是法院促进审判质量提高的内部监督机制,是切实纠正错案,服判息讼的重要途径。同时要自觉接受党委领导，主动接受人大、政协的监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的广泛监督。

通过案件评查，发现了一些在平时办案中存在的的问题，对于发现的问题，要及时采取补救措施。针对评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求相关业务部门认真分析原因，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不定期检查落实情况，检查整改效果。只要及时整改，加强学习，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建立长效机制，进一步建章立制，完善原有规章制度，真正建立起审判、管理、监督一体化的工作机制，加大法官、书记员的业务能力培训力度，提升工作水平，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提高司法民主水平，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

六、推进审判管理信息化应用，实现精细化管理

一些法院没有充分认识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虽然安装了审判管理新系统并且完成了培训工作，却还没有投入使用；部分干警也因认为使用新系统增加工作量，而存在抵触情绪，严重影响了审判管理新系统作用的发挥。当前最为关键和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在推进审判管理新系统的应用上下功夫，实现审判管理规范化、案件评查网络化、绩效数据生成自动化。为此，本院审管办与司法行政管理科已联合下发《某地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正式启用审判流程管理系统（锐新审判系统）的紧急通知》（某中法20xx164号）要求各基层法院的审判管理部门要切实担负起新系统的应用推广工作，将其作为开展审判管理工作的基础性、首要性工作认真抓好。要组织开展好系统应用培训工作，督促案件信息的及时录入，经常开展检查工作，促进系统的正确使用，对不按规定使用系统的单位和人员给予通报，严重不负责的，将取消评先评优资格。

七、坚持联动司法，不断创新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自20xx年以来，已与检察院建立民行抗诉案件的联调机制，并确立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制度。20xx年起，与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进行多次沟通协调，就劳动争议案件审理的程序运作、法律适用，协作调解等问题进行交流，在劳动争议案件调解上取得长足进步。实践证明，通过与行政管理职能部门、行业主管机构建立协调联动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机制，主动延伸审判职能，能有效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形成化解社会矛盾合力，把大量纠纷解决在诉讼之前，实现了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八、问题案件的整改

（一）案件实体处理方面。

（20xx）某民终字第1227号，造成xx的原因是判决书说理不强，社会效果也不好，该案的剖析报告分析不够细，剖析报告分析原因没有从xx的角度回答。从当事人看，主要是赔偿不到位，让司机赔偿，也让车主赔，赔偿还是没有到位，但没有让飞龙公司赔，可能是该地以前的做法不同。为何不让飞龙公司承担，判决书没有回答。该案经本院立案二庭进行了再审审查，并报院长提交本院审委会讨论，审委会认为本案能赔偿的最大数额为万元，目前已执行完毕，不宜再审；但如果彭本莲发生后续赔偿费用，承担主体发生变化，不能执行时，本院将重新考虑再审。

（20xx）某刑终字第111号案件，高院评查组认为，该案判决认定三人共同犯罪却不分主从犯，只适用有关共同犯罪的条文，没有适用关于主犯的条文。该案已交由具体负责业务庭，由主办人作出整改意见，并提交该业务庭进行讨论，深化认识，避免以后出现类似问题。

（20xx）刑立终字第4号案件，自诉人认为被告人盗伐

其林木而向法院xx，属于公诉案件，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但裁定驳回xx。该案交立案一庭讨论，该庭认为该案法律适用上有不同见解。

（二）审判程序方面。一是开庭审理方面的问题。（1992）刑上裁字第77号未开庭也未问话就迳行判决，社会效果不好。（20xx）某刑终字第134号案件，上诉人主张无罪，二审也不开庭审理，当事人不服，社会效果不好。此次评查，高院复查组就未开庭审理的问题把我院自查的6件优秀案件降为良好，目的也是为了引起对此问题的重视。因此，要充分保障当事人对二审程序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不断提高二审开庭率，促进法院司法公开工作的开展。

二是（20xx）某刑终字第129号案件，审理期限长达1年6个月，超过审限，但延长审限的审批材料反映只有7个月。该案由主办人补充案件交审委会讨论及请示高院的相关材料。

（三）未提交审委会讨论的问题。（20xx）某民再字第17号，高院指令再审的案件，合议庭意见不一致，应该提交审委会讨论而没有提交。该问题的存在原因是制度不完善，结合今年“管理机制创新年”活动，经征求本院各部门、本市各基层法院意见，并报院长提交审委会讨论通过的《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已实施，今后将依照制度办事，有效防止该提交审委会而不提交的问题。

（四）评查认定的不合格案件

此次评查，经评查委员会讨论，认定不合格案件为：（20xx）民初字第454号民事案件。该案一审认为主体不合格，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中院评查组认为这个案件的事实也没有

查清楚，主体没有错，应该是遗漏诉讼主体，应驳回xx。根据区高院案件质量评查标准第六条：错列诉讼主体的，定为不合格案件。某县法院已对该案进行了重点整改，具体做法如下：

（一）先由主办人对案件出现错误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写出了书面认识材料，认为该案处理错误的原因是业务能力不强，要加强对业务的学习；

（二）由所在业务庭对错案进行讨论，分析其原因，并且对案件的合议及文书的签发进行认真复查，每个合议庭成员表示今后都对案件深入了解，不走过场。对案件事实、证据的认定及法律适用等方面进行评议，以确保案件处理正确和质量；

（三）该院审管办将(20xx)民初字第454号案件向该院审委会提出书面意见，认为本案应提起再审，以确保案件的正确处理。该院审委会经讨论后认为，本案判决已生效，且当事人未提起上诉，评查后主办庭及主办人积极做好本案当事人的工作，已案结事了，当事人并未因本案涉诉xx。因此，暂定不宜再审，必要时再启动再审程序；

（四）经该院党组研究决定，对该案的主办人及合议庭成员按照本院20xx年《关于错案责任经济处罚的暂行规定》处罚，并取消本年度的评先评优资格；

（五）针对这次评查后本院出现的问题，该院决定重新制定法律文书签发制度，决定由各主管副院长负责各业务庭的判决书签发，以确保案件质量。

案件调查报告7

按照《关于开展生活必需品储备和市场调控工作情况的函》（商市运函【20xx】28号）文件要求，现将印江自治县商务局对全县生活必需品储备和市场调控工作情况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生活必需品储备制度建设情况

（一）我县生活必需品储备包括：粮食、食用油、食盐、肉类、蔬菜、应急必需品等6大类。由工贸局负责管理粮食、食用油2种商品；由盐务公司负责管理食盐储备；由商务局负责管理肉类、蔬菜、应急必需品类3种商品。

（二）目前我县各储备商品计划储备与实际储备：计划储备食用油58吨、小包装面粉26吨、小包装大米46吨、食盐27吨，肉类商品170吨，蔬菜18吨。截止20xx年12月底实际在库规模为食用油40吨、小包装面粉16吨、小包装大米30吨，食盐20吨。猪肉140吨，蔬菜8吨。

（三）各商品品种以政府储备形式开展储备。

（四）各商品品种储备以实物储备形式开展。

二、市场调控机制建设情况。

（一）我县针对肉类、食盐、蔬菜、粮油等重要生活必需品，采取政府委托，企业运作，政府适当补贴的储备方式。政府部门宏观指导，承储企业市场运营的方式，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发挥骨干企业的带动作用，科学、合理的完成各商品储备工作。对肉类、蔬菜、粮油、禽蛋等重要生活必需品重点联系企业，商务局采取优惠扶持政策优先考虑的办法，对于社会责任意识较强，勇于主动承担社会政治任务的企业，在分配各项优惠扶持政策时优先考虑。

（二）应急商品数据库重点联系企业能够支持配合政府工作，及时准确填报信息。目前我县应急商品数据库系统样本企业总数已达3家。

（三）应急投放网络健全，科学选定3个供应点用以储备商品的应急投放，明确了商品运送车辆的调集和使用内容，确保了突发事件发生后运送及时、投放到位。全县目前已建立应急商品投放网络的有22个，乡镇覆盖率为100%。

（四）建立了由商务、发改、交通、财政、公安等单位组成的.市场异常波动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发生时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储备、调运和投放工作。各相关部门建立了完善的市场应急响应机制，部门之间相互联系紧密，协同配合以确保机制运转协调、通畅。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困难及建议。

我县在生活必需品储备和市场调控工作中的问题困难和建议

（一）由于地方财政预算紧张，此项工作在我县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储备资金短缺和市场调控基金不足；二是各乡镇均未建立重要生活必需品储备制度；三是商业储备制度建设尚未起步，大型商贸流通企业多为租赁经营，销售商品采取短期备货形式，而对于重要生活必需品中生鲜类或者保质期相对较短的商品，一般采取随时配送方式。

（二）需要财政部门在储备工作管理、市场调控基金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同时税务部门在承储企业税收方面适当有所减免，金融部门在承储企业信贷方面给予一定扶持。

（三）希望能够争取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资金、政策等方面更大力度的支持和扶持，使我县生活必需品储备和市场调控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协调发展，一旦出现突发事件，能够及时有效的保障我市市场供应、维护市场正常运行。

案件调查报告8

近年来，由于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各地检察机关在自侦案件中广泛使用同步录音录像，这在刑事诉讼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不过，它的使用也引起了相应的问题：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它所产生的证据的法律性质是什么？笔者试就上述等问题略述己见。

一、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依据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对同步录音

录像有明确的规定，仅仅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的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可以同时采用录音、录像的记录方式；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了搜查的时候，在必要情况下，必要的时候，可以录像。这些规定是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应该是视为同步录音录像的直接法律依据。

从我国刑事诉讼法来看，第42条第2款规定了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七种证据；相对应的也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等七种侦查行为，上述七种侦查行为除通缉外，都是刑事证据产生的直接形式，可见立法者为了保证刑事证据本身的客观性、合法性，专门就收集证据的侦查行为作出了特别的约束。但由于视听资料作为刑事证据中的一种，是新生事物，刑事诉讼法还没有对其收集程序加以规范。但是没有对其规范并不意味着它不需要规范，在司法实践中，它恰恰因为缺少规范性收集程序，导致侦查机关各行其是，公诉和审判部门各有标准，从而形成事实上的司法不统一。

在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将警察侦查行为划分为五类，把在警察局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录音直接规定为侦查行为。虽然我国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为侦查行为，但在司法实践上，还是从立法意图来看，同步录用录像都属于一种侦查行为，是具有法律意义的。

由此可以得出，检察机关采取同步录音录像是一种诉讼行为，是一种侦查行为，是为证实案件事实，以记录讯问、询问、勘验、检查、扣押、搜查过程为手段的侦查行为。当然由于法律效力的问题，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亟需对它的取得方式加以总结、规范，并与审判部门达成一致，最终使依据该规范产生的视听资料在程序上具有合法的特性。

二、同步录音录像所取得的证据性质问题

有人认为同步录音录像在检察机关办理的自侦案件中，只是起到配合证明供述或证言笔录内容的“三性”中的客观性和合法性的作用，并不能单独作为一项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其所证明并追求的是程序正义，因而它不具备视听资料的特点。但可将其视为言词证据、物证、书证等其他类证据的附属资料，与其共同形成一证据种类。

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首先有必要区分同步录音录像与一般录音录像的不同，视听资料是在案件发生过程中形成的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资料，而且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的法律规定，可以明显看出七种证据是并列关系，不是包含关系，视听资料是独立于前六种证据的。现在不少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对证人作证时进行录音录像，用以固定证据，虽然是以视听资料的形式出现的，但所形成的资料应该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证据一类的，与书面笔录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而同步录音录像是对过程进行记录，不仅仅专门针对证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它还包括对当时的环境、检察人员行为等进行全方位的、直观的、不间断的进行记录。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同步录音录像形成的证据归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所规定的前六种证据。

其次，诚然同步录音录像主要是追求程序公正，一般所形成的资料和供述或证言等书面证据一起形成完整的证据，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不能单独作为一项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它同样能间接地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或部分事实，具备视听资料的特点，可以单独作为一类证据当庭质证。

从现行的法律来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对视听资料进行了解释并规定了在侦查过程中可以由检察人员或检察机关指派有关人员制作，与案件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关的录音、录像、照片、胶片、声卡、视盘、电子计算机内存信息资料等就是视听资料。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同步录音录像所形成的资料是视听资料的一种，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之一。

三、完善与发展侦查讯问录音录像的建议与对策

（一）制定录音录像的操作规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侦查》一章中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询问被害人、勘验、检查、扣押书证、物证、鉴定的程序，涉及由多少名什么人进行收集、收集前表明身份、如何作记录、记录完毕由谁在笔录上签名、被收集人对收集的证据有异议的如何处理等细节问题，为收集除视听资料以外的六种证据提供了操作的程序规则，但对于视听资料的收集程序、内容要求未作规定。

从国外来看，从1991年开始，根据英国内政部颁布的《录音实施法》，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同时制作两盘录音带。在开始录音时，要求说明被讯问人的姓名，讯问人和在场人的姓名与身份等。讯问结束后，当即将一盘录音磁带封存，标签上要注明录音的时间和地点，并由被讯问人签名；

另一盘则供以后在诉讼中使用。如果后来在法庭审理时，当事人对警察提供的录音带所记录的内容提出异议，则由法官主持，将封存的那一盘录音磁带调出，当众拆封播放，同警察提供的录音磁带进行核对。近来，英国警察机关根据《录音实施法修正案》的规定，在进行讯问时，除了必须同时制作两盘录音带外，有条件的还要同时制作两盘录像带。据了解，从1999年开始，所有的警察机关在进行讯问时，必须同时录音、录像（两盘录音带同时录制，两盘录像带也必须由同一个录像机同时录制，而不允许拷贝）。英国的这种制度和作法，保证了警察调查取证的合法性和证词的可靠性。

我国《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虽然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在文记录的同时，可以根据需要录音录像。但这些概括性的规定并没有使录音录像操作无章可循的现状得到改善，使得各地在实践中各行其是。即使是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规定了视听资料的收集程序和审查原则，但过于笼统的规定，仍然没有解决具体司法实践中的操作问题。因此有必要建立详细的操作程序规则

（二）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

采用了同步录音录像以后，不仅仅针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证人，而且检察人员一举一动皆在视线之内，哪些话是不违反法律的，哪些是违反法律的，都是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这就不能不谈到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西方国家审判制度的重要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包括两个方面：非自愿的自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必须予经排除；通过不合法的搜查、讯问和取证等侦查行为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必须予以排除。这项规定在我国的法律中没有什么思想基础和社会根基，但在我国的法律中或多或少地包涵了这项规则的精神。

1994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4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从而在立法层面上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法则。新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在各自发布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了这一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8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第一款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所以说一旦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以非法方法取得的，应彻底否定其证据效力，则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以上规定脱离了实际情况，以“欺骗”为例，什么是欺骗，法律语焉不详，而只是笼统地把所有“欺骗行为”归于非法方法，这显然是违背了侦查活动规律的。在自侦案件中，检察人员往往会采取一定的审讯或询问策略，其中必不可少地会用到“欺骗”或者“哄骗”手段，这是侦查规律的必然要求。美国著名刑侦专家费雷德·英博在论述“允许使用的审讯策略和技术”问题时所言“审讯人员也应该了解法律所允许的审讯策略和技术。这些策略和技术建立在以下事实基础上：即绝大多数罪犯不情愿承认其罪行，从而必须从心理角度促使他们认罪，并且不可避免要通过使用包括哄骗因素在内的审讯方法来实现。”美国著名法官理查德·波斯纳曾经指出：“法律并不绝对地防止以欺骗手段获得口供。在审讯中，是允许耍一定的小诡计的。特别是夸大警察已经获得的、对嫌疑人不利的其他证据，让嫌疑人觉得招供也没有什么的预先的战术设计，这都是许可的。其主要理由是，这些获得许可的小诡计都不大可能引出假的口供。”然而依照我国现在法律，则将以采取一切欺骗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均一概列入“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非法证据”的规定显属不妥，因为它混淆了正当的审讯策略与通常足以导致被讯问人作出非自愿性陈述的非法审讯方法之间的界限，从而违背了侦讯活动的规律。

从这可以看出，此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侦查人员将会无所适从。国外对此一般是采取立法+判例”制度。如日本学者认为：“一般来说，排除法则（此处是指实物证据的排除）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判例采用的原则。”并据此以判例的形式对司法实践中相关“疑点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加以引导和统一规范。中国不适用判例法，但应该借鉴国外优良的规定，建立起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案件调查报告9

最近，xxx矿纪委根据领导批示，对xxx转办的电话举报反映一采区书记XXX从工人工资中扣款问题进行了初核。经查，一采区支部书记XXX存在从工人工资中扣款的事实，但罚款是按职教科检查处罚制度《xxx煤矿关于下发安全培训“必知必会”考核评比办法的通知》及采区管理规定进行，未发现无故罚款和超额罚款等违规现象。案后，xxx煤矿纪委通过对其他采区的走访调查，发现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共性现象，每个采区都存在因安全培训检查不合格罚款的现象，而规定制度的贯彻学习不到位，监督环节的不完善，都可能导致群众不理解不满意，干部腐败的情况。那么我们如何来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呢。

一、基本案情

XXX，男，汉族，大专文化，xx年7月出生，1983年10月参加工作，198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xx年8月至今任一采区支部书记，正科级。

每月，职教科对采区安全培训工作的检查中，如发现笔记本不全、没有笔记、不参加技术考试和考试不合格等不合格情况，职教科都会按《xxx煤矿关于下发安全培训“必知必会”考核评比办法的通知》直接向采区罚款。负责采区安全培训工作是采区支部书记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在职教科对采区罚款后，一采区书记XXX都会按照职教科处罚的明细对笔记不合格、不参加考试等工人进行如数罚款，因现金罚款难度大，收不全等原因，而采取从工资中扣款的方式。而由于规定制度贯彻学习不够和缺乏账目等原因，造成职工不了解扣款原因，造成不满意情绪，并且缺乏监督和监管，容易形成腐败。

二、发案原因分析

XXX从工人工资扣款案所涉及的情况是我矿安全培训管理工作中普遍发生的情况，属于共性问题，此案的发生暴露出安全培训管理工作中若干工作流程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监督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制度贯彻成效较差，对于安全培训相关的制度、规定贯彻学习不足，职工对制度要求不了解不知情，更加不了解处罚的`具体情况，违规被处罚后没有得到详细的告知，对于自己被扣钱疑惑不解，从而产生不满，影响工作情绪和企业安稳。

二是监管机制不够完善，管理比较混乱。从XXX从工人工资扣款案不难看出，从职教科罚款到XXX按明细扣款到上交罚款，全环节缺乏监督管理的有效机制。全程XXX都是一个人操作，并且缺乏票据和账目管理，为套取、截留提、以权谋私创造了条件。

三是职教科罚款明细缺乏公示，罚款操作缺乏票据。在安全培训工作检查中，职教科针对不合格单位进行的处罚明细并未进行公开，并且罚款缺乏规范的票据，客观上容易导致违纪违法问题的发生。

三、整改建议

第一，以案为鉴，加大制度贯彻力度。

无论多么好的制度，如果无法贯彻执行都是毫无用途的，而制度执行的前提就是贯彻落实，在日后的工作中应该加强制度贯彻的力度，利用班前会和培训课等机会对职工息息相关的制度进行传达和学习，从而让职工有规矩可守，有制度可依。

第二，加强监督，建立健全监管机制。

对工人工资中扣款的环节缺乏监督，可能会存在无故罚款、超额罚款和挪用罚款等廉政风险。建议对采区安全培训相关罚款进行跟踪监督，利用廉政风险防控三级预警系统进行及时预警，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及时优化流程，堵塞廉政风险。

第三，完善流程，推行企务公开工作。

在职教科安全培训检查工作流程中应增加监督环节，并强化公示公开，罚款要有票据和账目管理，避免管理上的混乱和个人权限过大的情况。

案件调查报告10

近几年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不断增加，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社会各界对此类案件也高度关注，为此，《侵权责任法》中就设专章对此类案件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自《侵权责任法》施行以来，本院共受理两起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其中一件已调解结案，另一件为新收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从数据可知，本院辖区内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作为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治理的病例相对大医院而言少且简单，因而发生医疗事故的几率也相对较低。

该类案件的特点是审理周期长、处理难度大，诉讼时双方常会发生冲突、哄闹等现象，调解难度大，且普遍存在着一个主要难点：鉴定问题。由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大多涉及医疗领域的专业知识，其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大大的超出了法官的认知水平，因而，在审理该类案件时，鉴定结论成为影响案件事实的具有杠杆作用的重要证据，医疗损害鉴定的公正性、科学性也成为当事人双方关注、争议的焦点。但目前，我国的医疗鉴定制度并不完善。

一、我国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现状

医疗损害鉴定的二元平行机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涉及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鉴定方式主要有两种：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和社会鉴定机构的医疗过错鉴定。医疗事故鉴定由医学会组织鉴定专家组进行，鉴定专家由双方当事人在医学会医鉴办工作人员的组织下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鉴定实行合议制，鉴定结论由鉴定组集体负责，鉴定人员不接受法庭质证。医学会的鉴定专家库充分吸纳了医学专业的权威，为鉴定的科学性提供了坚实的保证，但是，由于医学会的性质，其与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有些专家就是由卫生行政机关的人员兼任，而专家库中的临床医学专家与被鉴定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或多或少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具有一定的行业倾向性，因而其公正性受到患者一方的质疑，难以被患者认同。医疗过错鉴定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依据职权或应当事人的请求，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医疗损害结果与医疗机构有无过错、因果关系等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是由果及因的鉴定，鉴定目的主要是确认人身损害的方式、方法、程度及后期治疗费用等，鉴定人个人对鉴定结论负责，其鉴定结论相对于医疗事故鉴定具有较强的中立性，但由于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员不是从事临床的医学专家，其对医疗行为的风险性及医务人员的可预见性认识较少，对临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鉴定缺乏应有的科学性、权威性，因而难以保证鉴定的科学性。两种鉴定方式对同一医疗行为难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从而导致鉴定结论存在差异，甚至完全不一样。而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对这两种鉴定方式的适用先后顺序、证明效力等级等作出规定，也未规定当医患双方就同一纠纷提出不同的鉴定方式时该如何处理，两种鉴定方式处于并存状态。

二、“二元化”的鉴定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鉴定混乱，不利于纠纷的化解。显而易见，医疗事故鉴定对于医院方面而言更为有利，而患者一方则会更倾向于医疗过错鉴定，出于不同的诉讼请求及趋利避害的“心理，当事人双方往往会要求选择不同的鉴定方式，以达到自己所期望的医疗纠纷情形。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各地法院对此采取不同的做法：一、只做医疗事故鉴定，二、只做医疗过错鉴定，三、两种鉴定同时进行，四、先医疗事故鉴定，如果鉴定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再进行医疗过错鉴定。这种情况不仅造成地域上的不公平，且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可能会让未被法院采取的鉴定申请一方对将来的鉴定结论产生心理上的不信任、不服从，这样不仅不利于案件纠纷的解决，反而可能会激化矛盾。

（二）延长审理周期，增加诉讼成本。由于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不信任、不认同，往往会提出要求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来进行抗辩，使得这类案件在审理过程中要经历多次鉴定、重复鉴定，增加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三）增加了法官对鉴定结论的采信难度。对于普通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可依据证据规则，结合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进行分析判断，而对于医疗诉讼，具有高度专业化和技术性的医疗职业行为是一般人不了解的，因而难以判断医生诊疗的过程、细节是否科学合理，其大大的超出了审判人员的认知范围，正是基于此点，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需要进行鉴定，但在面对不同的鉴定结论时，在法律没有规定效力等级的情况下，审判人员难以分析采信，这样似乎使整个案件又陷入了一种矛盾之中，给审判人员审理案件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三、打破“二元”鉴定体制，建立统一的医疗损害鉴定制度

（一）整合两种鉴定体制。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与司法机构的医疗过错鉴定各有优异，笔者建议可以结合《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有关鉴定制度的规定，将两种鉴定方式进行整合，对医疗损害鉴定在机构设置、人员配置、技术标准、鉴定方法、鉴定程序等方面做出统一明确的规定。建立拥有专职鉴定专家，摆脱卫生行政部门干预的中立的医疗损害鉴定组织，同时鉴定内容必须包括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行为在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等等。

（二）明确医疗损害鉴定结论应接受质证。尽管鉴定结论由医学专家进行分析鉴定得出，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这种技术上的权威要经法庭认可，才能变成法律上的肯定，否则，将鉴定结论直接作为定案依据，实际上是鉴定权部分代替了审判权。因此，鉴定人应依法庭传唤，出庭参加法庭调查、质询，这样，可以通过双方当事人的法庭询问对鉴定结论进行有效的质证，从而为审判人员是否采纳鉴定结论提供依据。在此，还可以引入专家辅助人制度。所谓专家辅助人制度是指当事人可以聘请医学专家，协助其对鉴定结论进行质证，这对于缺乏医学知识而对鉴定结论的质证处弱势的患者方来说，能够切实提高其质证能力，增加其对鉴定结论的认同感，以提高当事人对案件审理过程、审理结果的认同感，从而有效化解医患双方的矛盾冲突。

医患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妥善解决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审判人员在处理此类纠纷时，要树立客观、公正及合理的理念，综合考虑医患双方的客观情况，一方面要考虑到患者属于弱势群体，缺乏专业医学知识和举证能力，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医院的公益性和医疗事业的发展，以平衡医患双方的利益。在审判实践中，还可以充分发挥调解机制的作用，在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提高当事人对案件处理结果的满意度，有效化解矛盾，从而切实改善医患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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